傅聪，我是上学时看《傅雷家书》时知道的。其父傅雷是位著名学者。
像是他们家的家书寄至到了我们家，1998年10月，我在乐团最豪华的房间——总监办公室，见到了傅老。
多年没有回国的傅老给我第一印象就是，他好像不是原装的傅聪，倒像是散件组装出来的“水货”。
脖子上、腰上、手上都缠着裹着的。好像随时会散了架。缠满胶布的手上，托着一方大号的英式烟斗，上身穿一件传统的黑色中式上衣，脚蹬一双锃亮的三接头皮鞋。坐在大黑皮沙发里，眼神透过长长的睫毛落到我的身上，友好、和善。这该不会是哪个部长办公室吧？
我愣了一下，正琢磨着是应该用汉语还是用英语和这位大师打招呼时，姜东已经和他用“中英混合语”侃上了。
甭管他现在有多大腕儿，毕竟原本都是中国人，三两个回合下来，我们已经成哥们儿了。我和姜东也“登鼻子上脸”，把门一关，抡圆了就拍，一点都没客气。
那是，干嘛来了？说了半天，不就是为了吃点独食，拍几张绝片嘛。
傅老正好也没什么事，所以非常配合。让他怎么着，他就怎么着。拍完了，我们俩刚想开溜。傅老笑呵呵地起身送我们出来：“记着给我送照片来。”
“好好，没问题。”
等出了门，我们俩才反应过来。他不会以为我们是专门来为他照相的吧。
傅聪是应邀前来参加“首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音乐节中不但有他的钢琴独奏音乐会，还有两场他与著名作曲家兼指挥家潘德雷斯基合作的音乐会，演出他的拿手好戏莫扎特《F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K．466》，担任协奏的是咱们的中国交响乐团。
1998年10月21日，当傅聪第一次登上21世纪舞台时，面对千百个同胞似曾相识的面孔，他扶着钢琴停顿了许久。
他流泪了。
是啊，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回来了，漂流海外，历尽艰辛，今天终于回到祖国的舞台上。到家了。为了表示对他的欢迎，全场观众额外地给予了他一番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演出开始了。所有摄影记者没有一个按动快门的。因为他们不愿意让快门声音搅扰了傅聪那优美的音乐。他如痴如醉地沉浸在音乐之中，十分投入。
突然，一阵有悖于肖邦原作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显得十分刺耳，几乎所有人都厌嫌地朝那个方向望了过去。
原来是《北京晨报》的摄影部主任干的，或许他是因为可算见着位大师了，憋不住啦！
这阵响动，惹来了傅聪先生厌恶的眼光。
可这位主任的心理素质真好，脸不变色，心不跳，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
倒是坐在我身旁的张小姐的脸有点挂不住了。原来那小子用的大镜头是从他们公司借的。后来这位仁兄去拍足球，也因违规采访被警察把相机没收了，轰出场地。当时用的还是他们公司的镜头。看来他是憋着毁谁呢。
演出结束后，我在后台见到了傅聪先生的弟弟傅敏。他说，哥哥的手因为非常容易裂口子，所以弹琴时必须要用胶布缠上。可尽管如此，在首场演出后，傅聪先生的手还是裂开了，疼痛难忍。他的每次投入，都伴随着痛苦。
然而傅聪先生却仍然源源不断地为父老乡亲们献上一段段感人的乐曲。
看得出，傅聪非常重视这场演出。他不再把自己关在屋里练琴，而是不停地在和潘德雷斯基、和乐队探讨一些细节。态度十分认真，给我感觉，他在这个级别的合作不算太多。
在排练厅里的傅聪，少了些以往的自如潇洒，表情显得有些紧张。这让我想起了阿格里奇。
1996年，阿格里奇首次访华，马上就要演出了。我冒昧地到她的休息室里请她为我签字。当时她就像个孩子一样，怕得要命。她生怕自己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人面前出丑。她像在大海中捞着稻草一般抓住我，问：“我能不下楼吗？我很紧张！”
要不是亲身经历，打死我也不信。一位世界闻名的钢琴大师居然会怯场？！可我看得出，她是真的、真的害怕！也许是因为她是女人，所以有权把内心的恐惧说给一个男人听。
但是傅聪是位“先生”！性别使他不能袒露自己的内心，可恐惧的心态也许是一样的。他肯定是担心自己一旦出丑，会使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产生反差。这是音乐家的生命，是他们最在乎的东西。
后来，在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专门有一台节目，就叫《傅聪和他的朋友》，其中又有阿格里奇，但这回不再是她怯场了。轮到咱们傅大爷了，直到演出开始前10分钟，他仍把自己关在屋里，疯狂地练琴！由此可见，“怯场”是要看和谁同台演出，还与观众及演出地点密切相关。意大利的著名小提琴家乌托·乌季就曾因害怕而拒绝上台演出。
在休息室，当听众只有我一个人时，傅老可会作秀呢。十足的大师，十分的自信。头上的光环光彩照人。显然紧张的情绪来自于头上的那道得来不易的光环。
其实，到了家，就别端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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